“中国已经生物质跑世界生物炭技术。”在2015年召开的全球生物质炭项目启动会上，法国大自然保护国际基金会生物质Guy Reinauld这样评价。同一年，潘根兴团队还参与了联合国全球生物质炭项目，并承担了首期对参与国的技术培训。至今，潘根兴团队举办了3期国际生物质炭培训，也承担了我国政府“亚专”对东南亚国家的秸秆生物质炭绿色农业技术培训推广。到本世纪中叶，采用新技术生产的各种生物质替代燃料将占全球总能耗的40%以上。
由于我国地广人多，常规化石能源不可能完全满足广大农村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由于国际上正在制定各种有关环境问题的公约，限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这对以煤炭为主的我国是很不利的。因此，立足于我国农村现有的生物质资源，研究新型转换技术，开发新型生物质锯末颗粒机设备既是农村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减少二氧化碳等气体排放、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需要。在农村尽可能采用生物质锯末颗粒机技术，多用生物质能，减少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耗，可以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第一，减轻农民经济负担，帮助农民就业增收。农民增加生物质能消费，可以减少商品煤的购买量，从而减少现金支出；生物质原材料的收集及供应可创造大量新的工作岗位并给农户带来直接收益。
第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环境条件。
德国“Agora能源转型”智库专家克里斯托弗·波德维尔斯说，这将吸引更多竞争者进入市场，并给富有价格竞争力的电力公司带来优势，利于市场健康发展，并推动能源转型。生物质燃料的含硫和含灰量远低于煤炭，燃烧温度较低，代替煤炭可以减排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灰渣，既能改善农户的室内卫生，又能减少村庄灰渣的堆放和运输量，利于改善村容村貌。
第三，利于保障能源供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近年来，南京农业大学致力于“激活”农业废弃物等“错放的资源”，从产学研合作出发，积极探索“科学研究—技术发展—农业应用产业化”一体化发展的创新驱动路径。潘根兴团队让技术“走出深闺”，变秸秆为宝便是其中的范例。从农村置换出来的部分煤炭可以用于大容量机组发电或其他用途，既可以缓解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也可以避免农村用煤的低效率造成的浪费。
第四，减排二氧化碳，洁净大气环境。在生物质生长——燃烧利用的循环周期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净增长为零。
第五，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其可持续性优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生物质能源。
我国可作为能源利用的农作物秸秆及农产品加工剩余物、林业剩余物和能源作物等生物质资源总量每年约4.6亿t标准煤。目前，我国生物质能年利用量约3500万t标准煤，
一旦它恢复在线状态，第四个机组将帮助位于北约克郡塞尔比的发电站提供电网所需的重要可靠和灵活的电力，以维持安全供应，因为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将上线并且该行业继续脱碳。利用率仅为7.6%。
2016年非化石能源在我国电力装机容量结构中的占比达到36.6%，但在发电量中的占比则仅为28.9%。其中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占比则不到1%，因而生物质发电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截止至2016年，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达1214万kW，其中农林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为605万kW，垃圾焚烧发电容量为574万kW，沼气发电容量为35万kW，各种生物质发电几乎全为纯烧生物质发电，而且其装机容量多为1～3万kW蒸汽参数不高的低效率小机组，纯烧生物质发电项目的供电效率一般低于30%。因此，纯烧生物质的小容量低效率发电不是生物质发电的主要发展方向。
到2020年，我国燃煤装机容量将达到11亿kW，
打通“生物质后一公里”产品何处去的问题解决了，但秸秆从何来？在淮安市淮阴区凌桥乡，近年来夏收季节已经难见成捆的秸秆躺在田间地头，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大机器满载着秸秆集中运往回收点，机器“吃”进去的是秸秆，“吐”出来的则是手指粗细、成条状的秸秆颗粒。
Melvin Tucker是一个团队的生物质，他是一位生物化学家兼高级科学家，他与Himmel一起工作了35年，开发出了一种更好的方法。他将其称为脱乙酰化和机械精炼（DMR），它在较低的温度（低于沸点）下工作，用稀碱代替酸来软化生物质。化学处理后进行机械处理，加入酶后产生糖和木质素。如果能够有50%的生物质用于燃煤电厂的掺烧发电，那么燃煤藕合生物质发电机组总容量可以达到5.5亿kW，按平均掺烧量为10%估算，则折算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可达到5500万kW。
